“實際金額不大，主要影響的是士氣。比如，有人抹黑，你沒法分辨，因為確實可能存在問題，但問題沒那么大。”原中興通訊員工劉洋說。
“史立榮上任后，開始減成本，原先我們在國內出差的住宿標準是一線城市250元，此后被內部壓縮到200元。可是，之后卻要求我們來上海出差時，要入住和泰，這家酒店的房費是多少？238元！”周強有些不滿意。
周強所說的和泰酒店系深圳市中興和泰酒店投資管理有限公司(下簡稱中興和泰)名下資產。2012年6月27日，中興通訊曾發布公告，稱公司將以2517.4萬元的價格，向中興發展出售所持中興和泰82%的股權。交易完成后，中興發展持有中興和泰82%股份，中興通訊則持有剩余的18%股權。“這又是向誰輸送利益？”周強問。
在德國電信咨詢公司中國區高級顧問譚炎明看來，相比華為純粹民營的機制，中興在國有民營的體制下，必然實行截然不同的激勵機制。“按照通常的理解，大家自然會認為華為全員持股的模式對員工的吸引相當大。這樣的情況下，怎么可能拿著國有企業的工資去對抗？中興的經營者必須考慮既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，同時又能起到很好激勵作用的模式，這一模式必須足以和華為的激勵匹配或抗衡，來保證公司對于核心員工的激勵和挽留。”譚炎明說。
效果似乎很明顯，截至今年，中興還未出現過核心技術人員、員工大規模出走的現象。“對于核心人才、專家和擁有市場資源的人來說，他們的競爭是非常市場化的，必須有匹配的、對等的激勵手段。一個掌握了某個區域或市場的客戶關系的員工，他所受到的誘惑會非常大，這種情況下，如果拿不到足夠激勵，肯定會辭職，而沒有離開的原因，說明他在內部受到的激勵是足以和對手抗衡的。”譚炎明認為。
中興曾試圖激勵更多員工。2011年6月13日，中興通訊曾發布公告稱，公司控股股東中興新以25.88元/股的均價，減持4849.5萬股。當時，即有媒體報道稱，接盤方為中興通訊內部員工委托的第三方信托公司。
在地方分公司任職的吳華買到了這批股票，“這事我都不想多說，接盤的價格是20多元，當時我就知道扔水里了。”
“這是管理層壓力最大的地方。”劉洋告訴記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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