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月以來，房地產調控的關注點放在地方細則上，其中保障房制度的落實是各地爭相“表態”的內容。這也難怪，保障房關系國計民生，其建設決心越大，成果越突出，越吻合樓市健康發展的主題。和房價、信貸、稅收等敏感話題不同，這個話題安全穩妥：上迎合中央，下安撫百姓，又不開罪開發商。地方政府怎么會不樂于表態呢？

　　不過，太多的歷史經驗證明，保障房建設承諾常被作為政府調控樓市預期的法寶，樓市一旦轉向，保障房的建設承諾常常流于一紙空文。

　　以上海為例，從2000年至2004年，伴隨土地招拍掛制度的興起和上海“雙增雙降”(增綠化率、增配套設施用地，降容積率、降建筑物高度)措施，上海房價一路上漲，戶型越建越大，部分中等收入家庭和動拆遷居民購房壓力增大。為調整住房結構，上海首次提出了兩個1000萬的保障房建設目標，即建設1000萬平方米配套商品房和1000萬平方米中低價商品房。

　　但此后，因上海啟動限制消費和供給的雙向調控，2005年上海房價連續6個月下探，價格甚至低于剛剛建好的部分中低價商品房，政府擔心一旦保障類房無人購買，將更為被動。就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兩個1000萬計劃悄然流產。

　　而因為大環境下全國房價還在一路上漲，來自中央的保障房要求從未間斷，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又成為各地建設重點。不過，2007年金融危機的到來，救市成為主旋律，各地的保障房計劃再次被弱化，直到2010年新的一輪打擊房價的調控聲再起。

　　2010年5月，重慶、北京、上海等地紛紛就保障房建設表態，其中公租房的新模式受到市場關注。而我們擔心的是，一旦這輪調控起效，保障房承諾是否又是迷惑眾眼的“曇花一現”呢？

　　本質上說，保障房體制應該是一個長期的，堅持不懈的政府工作內容，它關系著住房結構與住房體制的根本框架問題，不是應對房價上漲的臨時對策。在這一輪承諾中，我們看到的仍然是政府姿態，比如雖然公布了建設思路，但建設資金來源不明，建設進度沒有公示的跡象，完成周期不明……